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加大乡村本土人才培养，有序引导城市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下乡服务，全面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乡土人才长期扎根农村，熟悉家乡人文环境和资源禀赋，具有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等特点，是带不走的乡村振兴“攻坚队”，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培养壮大农业生产经营人才、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人才、乡村公共服务人才、乡村治理人才、农业农村科技人才等乡土人才队伍，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和保障。

乡土人才赋能乡村振兴现状及问题

一是认定标准不统一，支持政策难落实。各级部门对乡土人才界定缺乏统一的标准、范围，使基层对其涵义、分类等把握难，底数难以摸准摸实。中央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没有对乡土人才进行明确界定；2020年6月，农业农村部等部委印发《关于深入实施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的意见》提出，“挖掘‘田秀才’‘土专家’‘乡创客’等乡土人才”，对乡土人才如何界定、如何评价，没有很好的制度依据。地方在乡土人才队伍建设上，对乡土人才把握不统一，以山东省为例，2018年山东省人社厅印发《推进乡村人才振兴若干措施》提出，“开展农民企业家、回乡大中专毕业生、农村种植高手、养殖能手和能工巧匠等乡土人才摸底调查，建立乡土人才信息库”；2023年山东省发改委就《山东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规划（2023—2027年）》提出，“育好用好乡村本土人才”“重点培育农村生产经营人才、农村创业创新带头人、乡村公共服务人才等队伍”，将这三类群体列为乡土人才。认定标准的缺失，对乡土人才认定主观性较强，基层对乡土人才的使用、管理、服务不够精准有效，很多政策对乡土人才的关注度低、覆盖面窄。

二是乡土人才规模较小，源头供不应求。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乡土人才流失、供不应求的局面日趋明显。从现实情况分析，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及环境一定程度上均落后于城镇，真正留在农村进行乡村建设的人才少之又少，乡村人口及就业人员也呈现出逐渐下降趋势。山东省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统计公告显示，全省常住人口为10152.7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下同）的9579.3万人相比，十年共增加573.4万人，增长5.99%。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401.4万人，占63.05%；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3751.3万人，占36.95%。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1639.3万人，乡村人口减少1065.9万人，城镇人口比重提高13.34个百分点。在山东某地选取15个村，与村“两委”干部座谈了解发现，有学历、懂技术、会创业、能够传承非遗文化的乡土人才是外出主要群体，占90%以上。从知识结构分析，乡土人才学历普遍不高，受高等教育的人较少，使得人才赋能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不足、作用发挥不充分。在山东某县级市调研了解，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占全市总数的91.8%，高中及以上学历仅占8.2%，多数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素质文化水平有待提升。乡土人才中种植养殖结合型较多，而懂营销、会管理、闯市场的经营型较少；有一技之长的单一型人才较多，而既懂农业生产又懂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较少。从流动趋势看，城乡二元结构进程加快，周边大城市对乡土人才的虹吸效应更加明显，致使知识型人才流失、实用型人才缺乏，部分“田秀才”“土专家”后继无人，乡村振兴缺少足够的人力资源支撑。

三是成长通道不畅通，作用发挥受限制。大多数乡土人才处于一种自生、自发、自为的状态，需要在一定产业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开发潜力、发挥作用。但基层受资源、经费等因素制约，产业链短、小散弱，人才承载面小、集聚效应差，现有产业基础无法满足众多乡土人才的个性化需求。其一，支撑平台载体少，农村产业基础薄弱、业态分散、劳动密集，平台建设起步慢，对人才支撑力有短板。其二，能力素质与发展形势不匹配，乡土人才大多成长于生产、经营一线，缺乏经营思维、创新意识，科技理论水平不高、技能提升空间不足、产业发展方向不明朗等，很大程度影响作用发挥。其三，教育培养方式不灵活，多数乡土人才难以得到经常性的培训锻炼，对乡村振兴的新情况新问题适应慢，很多地方举办新型职业农民、农技人才等培训，但总的来看，培训数量虽然不少，但培训针对性不强、覆盖面比较窄，特别是人社、农业农村、商务等部门培育主体各自为战，课程质量参差不齐、培育内容重复，一定程度上制约本土人才增量提质。

四是政策保障缺失，挫伤创新创业热情。受传统观念影响，基层一谈到人才，往往盯着高精尖产业领军人才和专家教授，崇尚“外来和尚能念经”，而对本地的“田秀才”“土专家”和农民企业家等，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大，乡土人才缺乏社会认同感，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乡土人才的积极性。目前市县对乡土人才大多是精神激励，在支持特色专业合作社、传统作坊向文旅企业转变方面，用地规划、资金支持、贷款扶持等政策仍然不足。地方政府关于乡土人才的激励政策有限，有些特别优秀的乡土人才会被吸纳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的地方会开展不同形式的表彰活动，但总体看来还是少数，在面上起到的激励作用有限。同时，乡土人才技能认定评价不够规范，一些懂技术、能破难的乡土人才被忽视。在乡土技能人才技师和高级技师直接认定上，还没有专门的标准，上级单位没有相关的认定标准和办法，县级层面也不能自行开展认定，一些地方参照企业技能人才的标准进行认定，很多扎根农村的“田秀才”“土专家”没有涵盖进来。

原因探析

一是成长成才周期漫长。封闭的小农文化使农村形成了生产规模小、思想保守、居住分散而又封闭的局面，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强，商品意识、竞争意识较弱，知识层次比较低，创业意识和致富能力也不高，对农业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生态化、标准化方面的认识不足，不愿意接受新生事物，不愿尝试新品种、新技术，导致乡土人才自然成长难度大、周期长。

二是基层发展空间有限。由于历史的原因，乡村发展滞后，且农村经济主要依赖于传统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乡村环境适应性差、自我发展受限以及乡村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导致乡村始终缺乏对人才的持久吸引力。同时受引才竞争白热化影响，大量有才能的乡土人才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和享受更优质的公共资源，向大中城市集聚。

三是培养教育资源匮乏。目前乡土人才培养途径以讲授为主，在培养中传播知识的主体也大都是长期扎根于乡村的实干型从业人员，培训乡土人才的官方机构与民间组织数量不足，培训的内容和方式也不够适应实际需求。

四是职能部门重视不足。市县一级对开发利用乡土人才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谈到人才，往往主要紧盯高精尖专业技术人才和外来人才引进，而对有一技之长的本地能人、乡土人才有所忽视，挫伤了他们干事创业积极性。

五是社会价值认同偏低。地方在人才引进培养方面，大多关注产业领军人才、高校院所专家等人才，本地的“田秀才”、“土专家”、合作社经理人等进入不了政策视野，乡土人才社会地位较低，缺乏社会认同感，带动群众发展致富的热情不足。

思考建议

一是强化政策制度保障。将乡土人才队伍建设纳入省、市人才队伍总体规划，自上而下出台乡土人才培育政策文件，为乡土人才培养和使用提供制度保障。进一步完善乡土人才识别、选拔、培养、使用、评价等体制机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组织部门、农业农村部门、人社部门等协调联动机制，明确职责分工、优化政策供给，使乡土人才管理工作有章可循，逐步走上制度化轨道。

二是畅通“以才成才”渠道。通过“柔性引才”方式，让高层次农学类专家通过兼职、挂职、产业顾问、技术合作等形式，帮助本土人才学技术、增本领。常态化开展乡情感召活动，引导在外大学生、退役军人、科技人员、企业家等回乡创业，带领发展农民合作社、农村电商、新型经营主体、规模化种植等新业态，带动乡村振兴、农民致富。开辟绿色服务通道，在创业培训、项目审批、信贷发放、土地使用、税收等方面与高端技术人才享受同等政策待遇，破除乡土人才扎根奉献、创新创业的后顾之忧。

三是提升自主培养能力。针对部分乡土人才文化水平不高、专业技能不强等问题，持续强化人才教育培训。将乡土人才培训纳入农村干部和党员培训整体规划，抓好政治理论、产业发展、电商运营等培训。综合利用远程教育、科技下乡、外出观摩、结对帮扶等多种渠道，针对不同乡土人才特点和需求，进行“私人定制”式精准培训，全面提升乡土人才的科学素质、职业技能和创新创业能力，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四是健全作用发挥机制。强化政治引领，优先把本土致富能手、返乡创业人员、大学毕业生、退伍军人中年纪轻、素质好、懂经济的党员乡土人才，纳入村级后备干部库，推荐优秀乡土人才参选“两代表一委员”，加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增强乡土人才的荣誉感和社会认同感。对不同类型和层次的人才实行分类分级评价，大力挖掘和培养复合式人才，在乡村振兴不同领域培育一批模范带头人。统筹各类人才布局，减少同质竞争，形成规模互补型人才结构，形成集聚效应，合力推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