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既是重要的公共服务，亦是国家安全体系的基础支撑。伴随经济社会深度转型，复合型、链式传导风险持续叠加，突发事件呈现更高复杂度与不确定性，客观上要求公共安全治理全面向事前预防转型，推动应急管理体系主动适配风险连续演化、危机交叉联动的演化规律。长期以来，常态风险管控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存在认知、制度双重层面的“豫治分立”困境。针对这一状况，依托中华传统“治未病”预防思想探寻统筹预判防备与应急处置的整合思路，搭建预防优先、全流程贯通的“豫治一体”治理体系，已然成为推进应急管理现代化亟待回应的关键议题。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多次强调要将传统“治未病”预防智慧引申至国家治理领域。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引述古训指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这一论述不仅揭示了传统预防思想转化为法治建设的价值，也为公共安全和应急治理转型指明了方向。防患于未然是贯穿我国数千年治理文明的核心思维，与中医治未病理论内在相通。基于此，本文以中医治未病理论为分析基底，挖掘适配风险治理场景的本土“豫治一体”治理逻辑，贯通源头风险预控、中期应急处置全治理链条，为推动公共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建构整体性现代化应急管理体系提供传统治理理论支撑。

  一、从“豫治分立”到治未病：一体化思维的历史演进

  “豫”（古汉字通“预”）指预防、预判、预警、前置防备，“治”指治病、治罪、灾害发生后的处置补救。我国古代对“豫”和“治”相互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

  （一）传统“豫治分立”的制度

  中国的古籍中阐明事前预防重要性的内容极为丰富。《易传·象传下·既济》提出“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荀子·大略》言明“先患虑患谓之豫，豫则祸不生”。《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提出著名的治未病思想，“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贞观政要·直谏》将“备豫不虞”定为治国常道。历代王朝配套建立赈灾、疗疾等专门机构及事发后处置措施，但在制度安排上，事前预防与事中救治在管理体系上曾经是模糊混沌的。

  早期社会在医政、荒政等管理领域实施“豫治分立”的制度。以《周礼·天官》记载的西周医官建制为例，王室医疗体系清晰划分为食医与疾医、疡医两大互不连通序列，两套人员编制、工作场景、服务对象、考核标准完全隔离。食医为中士二人，专司“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依靠四季膳食搭配调和体质，仅面向王室贵族开展日常稳态调养，属于典型的“豫”的职能；疾医、疡医分掌万民四时疫病、外伤疮疡，只在病症发作后接诊施治，承担“治”的职能。制度设计中二者不存在业务流转通道，若贵族身体出现轻微失衡征兆，食医仅调整饮食，无权介入汤药诊疗。若病症加重，必须另行传唤疾医，前期膳食调养记录无法同步传递至诊疗环节，轻症迁延为重症成为常态化治理损耗。年终绩效核算亦各行其是，食医以膳食调配合规度考查，疾医以病患治愈率评判，不存在统筹“调养—诊疗”的综合考评机制。西周时期医巫分业、医疗分科、医事管理考查制度的建立，成为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但也导致“豫治分立”的制度形成。

  西周在灾害的防与治方面也有类似的分置情况。《周礼·地官》记载有独立设置灾前储备与灾后赈济两套行政体制的事迹。负责“豫”的主体为大司徒、司稼、仓人，权责包含观天象察灾异，丰年储备粮食，划定防灾土地，监测年成丰歉，前置举措全部在灾害未发生阶段实施；负责“治”的主体依托荒政十二策运行，待大荒、大札疫病暴发后，由乡师、地方官吏执行移民、通财、缓刑、施惠等事后救济举措。两套体制分立，灾前储备物资调度权与灾后赈济审批权互不贯通，丰年储备台账不直接对接灾年发放流程，日常灾异预警信息仅留存司徒府，不会同步推送至赈济执行部门，以致经常出现收到预警信号但赈济物资调配滞后的脱节问题。后世常平仓、义仓延续此种分立逻辑，仓储主管只管丰年积粮（“豫”），灾年赈济发放（“治”）另由地方行政官员审批和实施，储备与赈灾缺少常态化联动情形。

  （二）治未病理论对“豫治一体”的推动

  将预防体系纳入医疗体系，实现事前调养与事中诊疗融合的“豫治一体”是从提出“治未病”开始的。治未病雏形见于《易经》中关于防患的思想，至《黄帝内经》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与神权衰落、列国变法有关，而儒道两家在“防微杜渐”“豫则立”等思想上形成共识，也为一体化治理提供了文化土壤。

  《黄帝内经》大声疾呼治未病的极端重要性，提出末端处置的被动性和高成本。疾病形成后要投入大量人力、药材，还易造成机体不可逆损伤，大规模疫病下更易出现医疗资源挤兑。与之相对，治未病搭建多层次梯度前置干预机制。例如，注重日常起居、情志调摄固本，从源头降低发病概率，降低治理成本；善于捕捉气色、脉象细微征兆，以食疗、轻剂阻断轻症传变，有助于保健；初恙或愈后持续调养，防止慢病急发。这一理论体系打通察兆备患与对症施治，弥补周代之前两类机构割裂的制度缺陷，以分散前置投入减少集中灾害损耗。《汉书·百官公卿表》有记载，太常、少府均设太医令，统管全国医疗和公共防疫等预防工作。可见“豫治分立”体制在治未病理论提出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实践。在此后及至明清的历代治理实践中，“豫”与“治”分还是统，出现过多次反复，但在预防、救灾、善后各环节逐步建立起了相应的制度规定，防灾救济意识不断普及。

  治未病和“预防即处置”的逻辑同样适用于现代应急管理。当前在推进应急管理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加强了源头日常隐患排查，但经常化管控与突发事件处置往往存在割裂现象，将风险治理归入常态工作、独立于应急体系之外的认知误区仍然困扰着预防优先的应急管理战略实施。依托中医“豫治一体”可以明确，风险预判、隐患整治、源头缓释本身就是应急管理链条的有机组成。这一认知重塑，是推动公共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的思维根基和理论前提。

  二、治未病四阶框架：公共安全全周期分层治理逻辑

 历史经验证明，事前预防是做好应急管理工作、维护社会和谐安定的重要着力点。中医治未病按照风险演化梯度确定治理体系，各阶段目标、干预强度、实施手段都有清晰的区分，可以对应研究公共安全从稳态运行到灾前风险、灾害突发、灾后修复的全过程，为落实事前预防的分层精准治理提供参照。

  （一）治未病的分层内涵

  治未病的首要任务是分清从无病到生病之间的阶段性特征。从《黄帝内经》的直接表述看，治未病区分为“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和“刺其未生……上工治未病”，即未病之先和病兆将发两阶。后世研究学者大都认为《黄帝内经》思想包含了“未病”至“已病”的三个进阶：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也有学者提出四阶说——“未病先防、微病早治、既病防变、瘥后防复”，还有学者提出六阶说——“未病先防，既病早治，已病防传，未变防变，已变防逆，初瘥防复”等。本文采用四阶说对应研究应急管理视角的预防系统。

  未病先防：常态固本，源头减量。这是治未病理论的首重环节，立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思想，以健康无病之人为对象，一方面通过四时调摄稳固内在抗病根基，另一方面规避外界邪风因素，内外双防，从源头防疾发生。对应公共安全常态阶段，以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安全准入、防灾基建、全民安全宣教、网格常态化巡查为安全基底，持续削减隐患存量，降低风险滋生概率，是事前预防转型的基础性工程。应急预案编制、评估论证及备案管理，预案标准化建设，预案的综合运用与应急演练、突发事件复盘分析检验预案效果，以及及时修订完善预案，是应急管理的法定任务。重点行业领域和超大特大城市巨灾情景构建，预防极端天气造成灾害，做足避险功课，是风险防范的重点。

  微病早治：察微见兆，临界干预。这是衔接未病先防与既病防变的关键中间环节，在机体出现苗头性失衡、尚未形成定型病症、风险处于萌芽区间，医者不待症状加重便及时疏解偏颇、清散伏邪。这体现了风险治理抓早抓小，通过细微信号动态监测、柔性干预阻断风险升级的底线。落实到应急管理，可利用大数据微预警、基层网格微排查、轻微隐患柔性整改，针对设备小故障、邻里矛盾、人流异常等倾向性问题就地化解；当隐患累积至临界阈值时，启动分级挂牌、前置布防等刚性管控，避免风险直接爆发。

  既病防变：临界干预，防范次生风险。这是初发病时防恶化的环节。依据五脏相互传变理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对确诊肝病的，要懂得肝邪极易损伤脾胃的规律，不可仅治肝，须预先固护脾脏正气，阻断病邪向脾脏传变，避免病症复杂化。当单一领域风险隐患爆发、突发事件已然形成时，治理不能仅聚焦事发点位开展单点处置，而要基于城市生命线、行业链条、跨部门关联的系统性传导规律，预判风险衍生次生灾害、连锁事故、跨领域扩散的演化路径，在抢险救援时同步实施分区隔离、跨灾种协同管控、舆情疏导，严防爆炸、污染、踩踏等，强化关联薄弱环节的防控，缩小灾害扩散边界。

  瘥后防复：事件处置，防止复发。针对疾病临床症状消退、邪气渐退而正气尚未完全复原的恢复期人群。此时余邪未尽，脏腑气血亏虚，若调摄失宜极易招致病情反复，须通过节制安养、顺时调养等方式巩固机体正气，清除残留伏邪，修复受损脏腑机能，消除复发诱因，弥补单纯临床治愈的局限。这一进阶实现治未病闭环管理。对应灾后恢复阶段，不局限于设施简单修复，而是依托事故发现短板，补齐制度、设施、监管漏洞，更新预案、升级监测体系，建立长效管控机制，从灾后实践反哺常态化的源头治理。

  （二）四阶框架与公共安全治理对应性分析

  中医治未病四阶理论根植于《黄帝内经》生命全周期防控逻辑，其分层干预的底层思维、时序治理逻辑与现代全周期风险治理有较高的契合度，二者均遵循源头管控、早期干预、事中阻断、善后固本的思路，具备理论互鉴价值。

  从过程维度审视，未病先防、微病早治、既病防变、瘥后防复四阶贴合风险“孕育潜伏—萌芽显现—集中爆发—灾后修复”的自然演化脉络，贯通常态平稳运行、风险苗头识别、突发事件处置、灾后恢复重建全治理区间，能够有效弥补当前传统应急管理体系长期偏重事中应急处置、弱化源头前置防控与灾后长效修复两大环节的不足，构建起无断点的全链条风险管控体系。从功能维度区分，四阶依据风险发展程度匹配梯度化干预强度与差异化治理工具组合，分别对应长效固本型源头治理、柔性微调型隐患整治、刚性约束型应急控险、迭代优化型善后闭环四类治理模式，打破业界长期存在的“预防仅局限日常常态、处置只针对突发灾害”的片面固化认知，实现不同阶段治理手段精准适配。与此同时，逐一拆解四阶分层干预背后的成本逻辑与治理价值可以清晰发现，越早介入风险演化链条，所需治理资源投入越少、灾害损失冲击越小，分层递进式管控能够逐层削减风险放大效应、降低灾害综合损失。将这套分层逻辑提炼转化为公共安全治理实施标准，能够为我国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提供一套可对照、可拆解、可落地的分层实施参照体系，实现传统中医治未病预防智慧与现代应急管理体系的有机融合。（见表1）

  四阶理论与现代应急管理准备、预警、处置、恢复四阶段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治未病分层防控的思维贯穿应急全周期各环节。应急准备阶段除常规资源储备、预案编制外，还包含未病先防、源头风险筛查和微病早治、隐患动态排查；预警阶段依托苗头监测实施微干预，提前切断风险链；现场处置阶段在控既病的同时防新患，避免灾情异生；恢复重建环节既要修复受损系统，更要结合查漏补缺，消除风险复萌的土壤。这种交叉嵌入的样态，是对应急管理分阶段治理手段的补充，体现了治未病、治已病、治无患的思想贯通性以及相互赋能的优势。

  （三）“治未病、治已病、 治无患”三位一体的逻辑

  人食五谷，孰能无疾。社会也是如此。当今经济社会存在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发展伴随着风险，“大城市病”“大组织病”十分普遍，单一治未病或治已病已有明显局限，需贯通“治未病—治已病—治无患”，构筑“豫治一体”的应急管理体系。

  一是治未病与治已病相互衔接、互为支撑。治未病重在事前主动防患，治已病属于事发后止损兜底，二者以调和系统稳态为共同目的。坚持风险防控治未病与突发事件处置治已病有机融合，推动前端风险预判、隐患源头治理的预防性举措与事中应急处置、事后整改的措施有序衔接、双向赋能、互为支撑。用前置化风险管控从源头削减安全隐患，以规范化应急处置遏制风险扩大蔓延，从根源上化解各类安全风险，系统性提升区域的本质安全水平。如有的地方政府建立“控规体检”前置校核机制，将问题识别由建成后的现状评估，大幅前移至控规编制与审批的方案校准阶段，再辅之以城市建设后的被动修补，实现治未病与治已病的结合。

  二是寓治未病于治无患机制。治无患是治未病的最高形态，指代机体无任何失衡、无潜在隐患的纯稳态阶段，是长期调和气血阴阳、充盈系统抵御力，主动阻断风险滋生条件，而不是等到隐患出现再干预。依托治无患体系完备的日常巡查、风险研判、资源统筹、责任落实制度载体，把风险预判、隐患治理、宣教赋能等治未病举措转化为常态化、制度化运行安排，以常态化精细防控消解潜在风险萌芽。

  三是强调自身调节，养天地正气。《黄帝内经·素问·举痛论》曰：“正气者，正风也。”治未病纳入治病范畴的最重要环节是治理主体自身坐得正、行得通，办事出以公心自然令行禁止，“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黄帝内经·素问·灵兰秘典论》）。究其原因是“德全不危”（《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形神得到全面的休养，就能为预防疾病发挥潜移默化的内在作用。治未病、治已病、治无患的统一，关键在于治理主体对风险的防控能力和自我调节功能。构筑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的底线思维，涵养守护公共安全的天地正气治理定力，将自我调适、内生自律建设贯穿风险管控全过程，依托系统免疫力从源头上构建现代预防治理模式。

  三、借鉴治未病思想确立预防优先理念和战略

  治未病思想是中华传统生命治理与系统平衡思想的集大成，其要义超越个体养生范畴，具备普遍的社会治理方法论价值。不同于单纯已病治理的事后纠偏，治未病以“不使有余、不令不足”为根本准则，通过常态化守衡规避风险亢盛、治理缺位的双重失衡，实现“苛疾不起、祸患不生”的治理境界。立足中国式治理现代化语境，将治未病传统智慧创造性转化发展，确立预防优先的治理理念与战略体系，是推动治理模式系统性转型的关键。

  （一）义理转译：预防优先理念的价值内核与理念导向

  预防优先是现代应急管理的技术性策略，更是根植于中国传统系统平衡思想的治理方式，其价值可通过治未病与已病施治的对比完成理论提纯，形成适应新时代公共安全治理的理念内核与实践导向。

  从经典义理来看，《黄帝内经·素问·调经论》所载“有余泻之，不足补之”，界定了传统已病施治的逻辑，是典型的失衡后纠偏模式。对应公共安全治理，即为灾害事故发生后，一方面整治泛滥过剩的风险隐患、处置突发灾变，另一方面补齐暴露的治理短板、修复受损体系。此种模式以问题为线索、以补救为目标，虽能实现事发后的制动和止损功能，但无法规避风险累积、灾患频发的社会惯性。治未病思想跳出事后纠偏的逻辑，形成未失衡先守衡、未偏废先固本的思维，其凝练准则即为“不使有余、不令不足”。所谓“不使有余”，是从源头管控风险增量、化解隐患存量，杜绝风险集聚、矛盾叠加形成的治理过剩；所谓“不令不足”，是常态化夯实治理基础、补齐能力短板，规避基层防控缺位、制度供给滞后、应急能力薄弱形成的治理不足。二者共同构成预防优先理念的价值内核，即以动态均衡为终极目标，以源头防控为主要路径，以固本强基为根本支撑。

  由上述价值可提炼预防优先的三重理念导向。其一，全域平衡导向。公共安全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系统工程，风险过剩和能力不足是治理失衡的一体两面，预防优先摒弃碎片化、补救式思维，追求风险格局与治理能力的动态平衡，实现全域、全程、全要素的稳态治理。其二，系统协同导向。将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监管、突发事件处置、风险隐患排查等应急管理工作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乡村全面振兴有机衔接、一体推进，实现安全稳定与提质增效良性循环。其三，固本长效导向。法治是治本之策，也是长效机制。健全应急管理领域法治体系，补齐应急执法、风险管控、权责界定等法治短板，以规范化制度建设筑牢治未病的根基。同时，立足新风险防控需求，持续优化制度供给，推动制度体系从“数量覆盖”向“质量精准”转型。

  （二）转型锚定：新时代公共安全治理转型的战略目标

  2018年机构改革后，我国应急管理职能综合化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的要求相比仍存在差距。纵向协调方面，应急管理相关的各层级部门在指挥体系、 信息传递中存在机制不健全的问题；横向协调方面，受制于职责划分不清晰以及信息沟通不畅等原因，各部门之间的“防”与“救”责任链条衔接存在一定阻力， 难以形成整体合力。要深化改革就需要将顶层设计落地到具体实践中，把分层防控思维嵌入整体安全布局之中。借鉴“治无患”长期目标，常态化推进空间、产业、城乡全域韧性建设，持续夯实社会安全稳态；以“治未病”实施路径，完善风险监测、网格排查、分级预警机制，在风险萌芽、临界阶段及时介入；以“治已病”作为底线兜底，发挥专业化应急救援、多灾种协同处置能力，应对突破前置防控的极端突发事件。实现预防固本与处突治标相机而行，制度供给与配套措施双管齐下，跨部门协调与府际协作形成机制的格局。

  新时代公共安全治理转型的战略目标可分解为近中期阶段性战略目标和中长期远景战略目标，形成梯度推进的目标体系。

  近中期阶段性战略目标是破解当前治理失衡的突出问题，实现风险治理的动态可控。一方面，坚决化解安全生产、城市运行、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存量风险，遏制新业态、新场景催生的增量风险，杜绝风险叠加集聚引发的重特大安全事故。另一方面，系统补齐治理不足短板，完善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强化应急保障能力、健全跨部门协同机制，破解基层治理虚化、能力弱化、协同碎片化等结构性问题，基本实现风险可控、隐患清零、短板补齐的治理常态。此阶段的任务是完成治理重心的结构性转移，将资源配置、制度建设、工作重心全面向预防环节倾斜，改变“过犹不及”“顾此失彼”等资源错配局面。

  中长期远景战略目标是构建现代化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实现治未病“无太过、无不及”的治理状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建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预防型安全治理体系，形成风险预判精准、源头治理深入、过程管控严密、固本长效有力的安全格局。通过持续优化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完善治理机制，实现公共安全领域无过剩之风险、无不足之治理的动态平衡，大幅降低灾害事故发生率、损失率，全面提升城市与社会安全韧性，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三）职能重塑：预防优先在应急管理职能体系中的定位

  预防优先的战略落地，关键在于重构应急管理的权责关系、资源秩序与运行逻辑，而这一切与明确应急管理各个主体的职能特别是政府及其部门的职能有密切关系。从职能上建立预防环节在公共安全治理全链条中的管理地位，是破解预防环节长期边缘化、碎片化、被动化的治理困境的“准星”。

  一是职能补位。从体制维度审视，公共安全预防职能与常规管理职能没有明确的边界，容易混为一谈。在部门“三定”规定的文件中明确写有“预防”“防治”等法定职能的仅应急管理、公安、自然资源、卫生健康、水利等5个行政管理部门，占全部行政部门的五分之一左右。而依据中央关于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三管三必须”原则，理应承担预防职能的部门，在“三定”文本中大都以“监管、监督管理、行业安全管理”等中性执法类词汇替代预防的管理职能内容。职能表述上的差异带来体制权重不均衡，有“三定”明文规定预防职能的部门，配套专门内设机构、监测预警、工程治理等资源，未明文规定预防职能的部门一般都无独立机构、无专项编制支撑，客观上造成预防工作的困难。因此，明确应急管理多元主体的预防优先职能，须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补位，规定各部门的预防工作专属权责职能，在有条件的地方可独立设机构、配备专职编制。

  二是协同到位。从协同治理维度看，预防环节职能弱化的根源在于组织的整合职能发挥不够。这需要从提高社会“自知感”和“建体系”两个方面入手加以解决。治未病应用于风险协同防控，有一层极具启发的“自知感”逻辑。个体主观感知层面的早期隐患自察干预，可对应多元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的协同预防行动。人体在初感风寒时会出现口鼻燥热、咽喉微痒等现象，这就是预警信号，此时按治未病思路及时补水、静养、观察，大多可阻断病情发展；若迁延至流涕咽痛、症状显现，则需借助药物干预控制病灶蔓延。同理，社会主体亦具备自我感知风险的功能，能够在风险露头的细微异动中发现问题，开展自查，这比在受到体制压力后按照规定进行的“自查自纠”往往要提前一些，此时进行前期缓冲防控，利用社会组织、基层单元的自我调节机能介入治理风险，能较好地实现早识别、早防控。把重点放在加强各部门与行业、各层级与社会职责的统筹协作上，建立风险管控的联动机制。通过划定党委政府统筹总责、安全管理综合决策协调机构负责协同、部门行业分线负专责，构建“统、协、分”结合的预防职能体系，打通跨部门、跨领域防控壁垒，消解分散治理带来的管控割裂问题。

  三是机制重塑。将风险排查、隐患管控、风险研判等预防任务纳入政府及行业部门常态化履职流程，改变把预防仅当作日常工作以外的附加任务、非常设临时性职能的管理思维，建立预防工作常态化嵌入日常行政流程的机制。明确政府属地预防总责、行业主管部门专项预防专责、市场主体自主防控主责、基层单元前端排查细责，将风险源头管控、常态化监测预警、公共安全宣教等内容固化为各部门固定履职事项，配套常态化巡查、定期风险评估等固定工作流程，让预防职能转化为不间断、可持续的常规运行内容。

  四是属地为主。任何风险危机都是在一个具体部位发生的，条块治理的最终落地应当强调辖区为主。当跨领域、跨行业的源头风险预防存在体制性权责缝隙，造成隐患监管分散、治理碎片化时，通过系统界定各主体分层、分类的预防职责的同时，可重构属地管理为主的预防体系，明确行业条线主抓专项预防、地方属地统筹全域预防的体制分工，填补条块交叉领域的预防真空，破解多头管理、无人主责的顽疾。

  五是强化考核。过往考核机制偏重事故处置成效，对风险预防工作权重偏低，缺乏硬性扣分、追责条款。在预防优先职能确定后，同步调整党政综合考核、安全生产专项考核、平安建设考核，将风险隐患排查治理、风险分级管控、公共防护设施建设等预防履职情况设置为考核指标，对配套隐患逾期未整改、风险漏管等情形设置问责指标，以考核倒逼日常预防的履职导向。

  四、“豫治一体”应急管理的实现路径

  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是顺应风险演进规律、推动治理升级的必然要求，能让安全成为发展的“先手棋”。克服风险识别方式的结构性滞后，是关键的一步棋。应急管理的风险研判模式，对应的是中医“已病施治”的诊断逻辑，遵循“事故发生—问题显现—复盘纠偏”的路径。依托显性病症开展“取有余、益不足”的末端治理，仅能对已然爆发的风险过剩、治理短板进行事后修补，无法应对当代风险耦合化、隐蔽化、渐进化的演化特征。《黄帝内经》治未病思想构建了一套区别于传统对症诊断的全周期察衡体系，在沿用中医诊断疾病的主要方法望闻问切（简称四诊）基础理论的同时，拓展出以察势、预判、固本等多个前置辨识方法，实现从“辨已病之虚实”向“防未发之偏弊”的创新。将这一传统诊断智慧创造性地转化为公共安全风险识别与治理研判的现代版本，是夯实预防优先理念、落地“豫治一体”治理架构、推进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系统性转型的关键技术路径与理论支撑。

  （一）已病四诊与治未病察辨的治理逻辑运用

  望闻问切就是通过观察、听嗅、询问和切脉四种手段全面了解病情。这一诊断体系既可以施于已病，也可以用于未病，但二者的运用尺度、研判目标、治理导向存在分野，与应急管理的“处置兜底”和“预防优先”两种逻辑有一定的相关性。应急管理的风险排查机制，类似于已病四诊的诊疗思维，聚焦显性危机、固化问题与既定失衡，服务于事后纠偏的治理目标。其中，“望”即现场勘验、隐患排查，聚焦已然存在的安全隐患与事故损伤；“闻”即舆情监测、灾情反馈，捕捉显性灾害信号与社会风险反馈；“问”即事故问询、台账核查，梳理事故成因与治理漏洞；“切”即态势研判、损失核定，评估既定风险造成的治理失衡结果。整套研判体系以“已成之患”为靶向，功能是精准识别风险有余、治理不足的既定格局，为事后削险、补短板提供依据，是应对型诊断方式。

  治未病框架下的四诊运用，重构了诊断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边界，实现了从“辨病定证”向“察偏守衡”的转变，契合预防优先的治理内核。其一，治未病之“望”，重在观趋势、察萌芽，不局限于显性病灶，重点捕捉风险累积的细微征兆、治理体系的隐性偏差，对应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常态化全域扫描、隐性隐患摸排、治理生态态势观测；其二，治未病之“闻”，重在辨气机、察走向，通过长期态势感知识别风险演化节奏、治理运行偏差，对应社会安全舆情微变、行业运行异动、基层治理效能波动的前置捕捉；其三，治未病之“问”，重在溯根源、究成因，聚焦风险滋生的制度诱因、环境诱因与治理惯性，对应公共安全治理中溯源性研判、制度性短板排查、风险生成机理分析；其四，治未病之“切”，重在衡整体、调失衡，通过全域态势比对判断治理体系的动态偏废，对应区域安全韧性评估、治理能力均衡度研判、风险防控匹配度校验。

  相较于已病四诊“对症施治”的工具属性，治未病四诊“以不使有余、不令不足”为准则，目标是提前识别风险过剩萌芽、预判治理能力缺位趋势，实现未病先察、未偏先调。质而言之，传统应急诊断方式是危机导向的结果识别，服务于“取有余而益不足”的事后纠偏；治未病诊断方式是均衡导向的趋势识别，服务于“防有余、止不足”的事前守衡，二者的差异构成预防优先治理转型的底层认知基础。

  （二）治未病专属察辨方法的现代治理转化

  治未病的诊断体系并非对传统四诊的简单沿用，而是在四诊基础上延伸出六重专属前置察辨方法，形成“基础四诊+专属预判”的双层辨识体系，有效弥补了应急管理重静态排查、轻动态预判，重显性问题、轻隐性风险的短板，为预防优先治理提供了专属方法论支撑，可直接转化为现代公共安全常态化风险研判机制。

  一是四时察衡法与时序风险预判机制。《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确立的顺时察衡思维，强调顺应四时节律研判气机失衡，不以显性病症为判断标准，而以常态失衡趋势为预警依据。转化至公共安全治理，即为建立时序化、周期性风险研判机制，立足季节节律、行业周期、社会运行规律，提前预判阶段性风险过剩与治理缺位问题。例如，汛期、节假日、生产攻坚期的风险集中溢出，对应“时令气机亢盛”的有余之偏；基层防控力量阶段性薄弱、制度适配性滞后，对应“治理时序不足”的稳态失衡。该机制突破传统静态排查的局限，实现风险随势预判、治理随季适应，从时序维度杜绝阶段性治理失衡。

  二是情志察势法与风险态势演化研判机制。中医情志致病理论强调，长期情志偏颇、气机郁滞会渐进催生脏腑失衡，属于渐进式、隐性病变，难以通过单次对症诊断识别。对应公共安全治理，社会心态失衡、行业监管松弛、主体责任虚化等长期性治理风气偏差，是重大安全风险滋生的深层诱因。构建常态化态势察辨机制，长期追踪治理运行风气、社会安全心态、行业监管松紧度的动态变化，可提前识别风险累积的隐性趋势，对监管松弛、责任悬空、心态浮躁等治理“情志偏颇”提前干预，阻断隐性风险向显性灾变演化。

  三是环境溯源法与风险根源治理机制。治未病注重溯源后天失度、嗜欲无节的致病根源，不从单点病症切入，而从生活方式、生态环境的系统性偏差研判失衡。转化为应急管理路径，即摒弃“就隐患治隐患”的碎片化治理，建立根源性风险溯源研判体系，聚焦区域发展模式、行业运行惯性、基层治理生态等深层因素，识别系统性、常态化的风险生成机制。针对粗放发展带来的风险存量过剩、基层资源配置失衡带来的治理能力不足等结构性问题，开展源头纠偏，从治理生态层面杜绝长期失衡。

  四是体质辨识法与区域安全禀赋评估机制。中医体质分型理论以先天禀赋界定个体易失衡特质，精准预判不同主体的偏颇倾向，实现个性化前置调摄。落地公共安全治理，可构建区域安全体质评估体系，根据区域产业结构、地理禀赋、治理基础、风险特征，划分高风险禀赋、弱韧性禀赋、稳态禀赋等不同治理类型，精准预判区域易发风险类型、固有治理短板，针对性开展固本强基、风险疏解工作。对风险禀赋突出的区域提前化解“有余之患”，对治理禀赋薄弱的区域补齐“不足之短”，实现差异化、精准化的前置预防。

  五是动态察变法与全周期闭环监测机制。治未病区别于单次诊疗的特征，是长期连续的动态观测、趋势跟踪、迭代调衡，拒绝静态化、碎片化的认知判断。对照现代应急管理，需要打破传统事故后单次复盘的研判模式，以月度、季度、年度为周期，构建全周期、持续性风险监测研判体系，持续跟踪风险存量、治理效能、短板变化的动态趋势，通过数据迭代、态势比对、偏差预警，实现风险动态清零、治理短板动态补齐，维持公共安全体系的长期稳态均衡。

  六是数问其情法与改进群众工作方式。《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中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岐伯曰：治之极于一。帝曰：何谓一？岐伯曰：一者因得（‘得’古汉字通‘德’）之。帝曰：奈何？岐伯曰：闭户塞牖，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帝曰：善。”大意是，诊治疾病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了解真实的情况，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治理者具有崇高品德，还要运用合适的方法，选择一个安静的环境，排除干扰，与病人亲密接触，反复交谈，耐心细致地询问，务使病人解除顾虑，尽情倾诉，才能真正知悉疾苦。应急管理也是这样，管理者只有不厌其烦地深入实际，深切体察民情，做好群众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把握社会脉搏，在紧要关头适应人民要求做好应急动员，实现多元参与的高效应急管理。中医将能不能真正问清病情提高到“生死存亡”的地步，令人深思。

  （三）诊断方式革新支撑预防优先的治理转型

  治未病双层诊断体系的创造性转化，不仅是风险识别技术的升级，更是公共安全治理理念、治理重心、治理架构的系统性革新，为预防优先战略落地、“豫治一体”架构运行提供实践路径，推动治理模式从被动纠偏向主动守衡深度转型。

  首先，重塑治理认知逻辑，实现从“治病辨虚实”到“治未察偏势”的理念跃迁。应急管理依托已病诊断逻辑，治理重心锚定事故处置、问题整改，本质是被动应对失衡结果。治未病诊断体系以趋势识别、源头溯源、常态察衡为重点，将治理认知前置至风险萌芽、失衡初起阶段，确立“察偏优于治弊、守衡优于纠偏”的预防理念，从根本上破除“重处置、轻预防”的路径依赖，夯实预防优先的价值根基。

  其次，重构治理运行秩序，完善“预辨—预调—施治—复预”的全周期链条。依托基础四诊的常态化排查功能，筑牢全域风险感知基础；依托治未病专属预判体系，实现风险趋势、治理短板的前置识别，完成“预防层”的认知赋能；针对预判发现的轻微偏颇、萌芽风险，开展早期微调、源头疏解，在不形成重症、重险的阶段完成纠偏，强化“施治层”的截偏能力；在灾后恢复阶段，依托动态察变、根源溯源机制，深挖失衡根源、补齐体系短板，实现“复预层”的固本升级，落地“豫治一体”闭环治理架构。

  再次，优化治理资源配置，构建“预判优先、固本为重”的资源倾斜机制。传统治理资源集中于事后诊断、应急处置、灾后修复，契合末端纠偏需求。治未病诊断方式的落地，推动人力、财力、科技、制度资源向常态化风险预判、隐性隐患治理、区域禀赋优化、基层固本建设等前置领域倾斜，从资源配置层面解决治理不足问题。按照四阶治理差异化需求分层配置资源。面向未病先防，在基层网格配齐常态化巡查设备、宣教物资；面向微病早治，在风险高发点位前置小型处置设备、应急队伍；面向既病防变，统筹专业救援、跨灾种协同物资储备；面向瘥后防复，预留灾后改造、韧性升级专项资金。推动防控资源、处置资源同步下沉、均衡分布，改变灾后临时调集的被动模式，依靠前置充足资源保障源头防控、临界干预落地，从硬件基础上支撑事前防备与事后处置一体化运行。

 （四）数字化转型赋能“豫治一体”流程再造

  治未病在医学界已跨越学术理论研究，进入现代技术应用阶段，对未病的判定和干预方法，如取象运数、司外揣内、运气预测、全息预测、体质测量等方法，正在加快数字化转型，推进中医现代化应用。其中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可以跨界为灾害风险评估、预警节点控制、应急流程再造提供参考。

  数智时代应急组织通过技术调适与制度刚性的关系变革有助于打造“韧化科层”。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全域感知平台，构建风险全天候、全领域动态扫描系统，量化识别四阶风险状态，自动匹配对应干预手段，把“未病先防、既病防变”转化为标准化数字治理流程。稳态阶段自动开展常态化隐患巡检；风险萌芽阶段自动推送预警线索，由基层柔性处置；临界阶段自动触发多部门联合前置布防；灾害处置阶段同步监测次生风险演化；灾后自动生成问题整改清单，形成数字化复盘闭环。数字化打通常态防备与应急处置的数据壁垒，压缩响应时差，让事前预判、事中管控、事后整改实现线上贯通，以技术手段固化“豫治一体化”运行逻辑。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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