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望红：推动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最大的民生

雷望红，中共党员，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中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中心研究员。目前已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在多家重要媒体上发表时政评论文章二十余篇，其主笔撰写的咨政报告曾获得国家最高领导人批示。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和城乡教育，重点关注移风易俗、宗教治理、基础教育等。

每年两会，教育问题都是代表们建言献策的重点，也是百姓普遍关注的焦点。今年两会，“双减”、普职分流、家庭教育、学校托管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产教融合、“双一流建设”、教师负担、青少年心理健康等教育议题，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教育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性问题，在当前的形势下，进一步推动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满足家庭的教育期待。不可否认，教育是最为公平的人才培养方式和人才选拔机制，也是百姓最为认可的发展渠道。对于家长而言，子女需要依靠教育获得融入现代社会的知识体系，同时需要借助教育所获得的多重资本获得未来发展的机会，实现个体的长远发展和家庭的阶层跃升。因此，国家需要建立公平的教育体系，以保障资源分配和机会获得的公平性。

二是保持社会的奋斗活力。社会活力需要通过制度体系激发个体力量，从而形成积极向上的奋斗态势。由于知识传播具有不均质性，知识获得具有能动性，如果无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性，那么个体之间的发展差距就会扩大，部分群体就会失去奋斗的动力。因此，确保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有助于激发个体的潜能，确保他们通过教育获得希望，从而保持社会的奋斗活力。

三是为国家培养拔尖人才。在当前国际竞争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质是科技竞争，科技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的竞争。我国要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有利位置和掌握主动权，一方面需要通过公平的教育制度扩大人才基础，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人才识别机制和培养机制，对特殊人才进行专门化培养，从而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四是保障社会的基本稳定。教育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知识传播和行为规训的过程。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有助于个体通过教育活动习得基本的社会规范，形成遵从意识和国家认同，并获得融入社会的能力和本领。当他们顺利毕业进入社会之后，能够作为合格的劳动者参与社会生产，由此确保社会的基本稳定。

国家为了推动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不断地投入资源并进行政策调整，但是由于教育问题比较复杂，使得教育政策在落地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矛盾和困境。

一是存在国家政策一体性与差异化教育诉求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家庭之间的分化逐步凸显，不同家庭之间的教育诉求出现差异，对于政府和学校而言，满足不同家庭差异化的教育需求成为一种挑战。比如，实施“双减”政策后，学校通过延时服务回应家庭教育负担的问题，但是学生留在学校，不同的家长对于子女课后服务内容、服务质量、服务方式、服务费用的要求不一样，而政府和学校资源有限，众口难调，无法做到让所有家长满意，因此影响了“双减”政策的实施效果。

二是存在国家教育宏观政策与家庭教育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国家教育宏观政策具有总体性、系统性和长期性的特征，在政策设计和政策调整时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既要回应国家发展的目标，也要考虑家庭发展的需要。然而，对于家庭而言，家庭教育发展目标具有单一性和纯粹性，国家的政策目标和家庭的教育目标甚至会出现冲突。比如国家极力推动“普职分流”政策，主要是回应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不相契合的问题，同时试图通过中考分流减轻学生的竞争压力，但是家长们对职业教育保持怀疑态度，宁可接受高强度的竞争甚至进行自我加压，以确保子女能够读高中、上大学，也不愿意子女在中考分流时分到职校就读，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政策目标与家庭教育目标之间存在张力。

三是存在教育政策理念与政策执行环境之间的矛盾。我国教育政策在出台时所回应的具体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先进性，但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却面临着执行环境复杂性所带来的执行效果弱化等问题。一方面，国家政策目标与政策对象目标存在差异，从而引发一定程度上的隐性抵制；另一方面，国家政策的落地需要一定的配套资源和配套政策，但是经常存在资源和政策配套不到位的情况。比如，国家推动“双减”，主要是为了减轻家长教育负担和学生学业负担，确保青少年健康成长，但是家长的核心目标是通过教育获得优胜地位，而学校因资源不足又无法确保课后服务的高质量，因此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就会出现“隐性抵制”或消极执行的情况。

四是社会问题与教育问题之间相互交杂的矛盾。当前教育领域出现的各种问题，部分是教育体系内部产生的问题，还有部分是社会结构变动带来的问题，后者无法依靠教育系统内部进行解决。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为例，部分青少年出现心理健康问题，与教育竞争压力过大有关，还有更多的青少年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则与家庭因素高度相关，比如父母离婚、家暴、关系冷淡等家庭不和谐因素是导致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致因。同样，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与产业结构调整、国家政策调整等因素相关，也无法单纯依靠教育系统彻底解决。

总体来看，我国要推动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首先需要明确教育政策的公共性，理清政府、学校和家庭之间的责任，确定三者主体之间的责任界限。其次需要教育系统进行内部变革，激发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活力，回归教育初心，提高教育质量。再次需要加强不同层级政府的政策执行配套能力，包括资源配套和政策配套，以此确保基层政府和学校一线政策执行的效率和质量。最后需要将教育问题置于整个社会结构中考虑，把教育问题作为社会问题来看待，通过调整社会结构实现对部分教育问题的回应与解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